人生如梦，岁月如歌。一年又一年的风风雨雨，几多微笑，几多忧伤，随着时间小河的流淌，许多人和事都像过眼风云付之东流。但有一些人我至死难忘，我和他们的交往，犹如桂林漓江水，清澈见底；我和他们的友情，如梅兰竹菊一样珍贵。从相识、相知到知心，做到了真诚、真心，患难与共，至死不渝，我觉得，这就是朋友——真正的朋友。

回忆走过的历程，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朋友，至今历历在目，犹如陈年酒香，沁人心肺。

一

那是文化革命初期，因为 “红总”被错误打成“反革命组织”，县委机关对立派也宣布取缔了我们的《毛泽东思想战斗队》，并把我（战斗队的政委）拉出去用“燕子飞”的形式游街示众，残酷斗争。

一次，在县委门口，他们让我站在一张方桌上，大呼小叫，让我交代“反革命罪行”，战斗队队长薛望松突然冲进来，把我从桌子上拉下来，义正言辞地对他们说：“我是队长，他是政委，队里的实权在我，要斗就斗我！”我忙说：“不，还是斗我！”

薛望松的一句话，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，死也不会忘记。这种在狂风暴雨中不推诿，不低头，敢争“过”，敢担当，是一个信得过的好朋友。

二

去王范公社任书记，我才31岁，根本没有农村工作经验，需要几个懂得农业技术的行家里手做助手。

天随人愿，让我遇到了段念计和乔祖舜。段念计酷爱科学种田，乔祖舜爱农如命，一个在王范当农民，一个在县农业局当技术员，我就千方百计把他们一个调到公社农科站，一个挖到我们公社任职。茫茫人海中，我们彼此相逢、相聚、相帮，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份。我们三个人急农业所急，帮农业所帮，每天骑着自行车到13个大队检查一次。那时，乔祖舜已经年过半百，长我20岁，但他从不示弱，一天也不歇气。在村里发现问题后，我们就在田间地头具体指导，在试验田里寻找答案。不管是大经验，小措施，只要有推广价值，我们就召开“地头现场会”，推而广之。记得有一年，严重干旱，属于“前冬无雪，今春无雨”的那种，棉花出苗率很低。毁种吧，时间来不及；补种吧，又爷爷孙几辈。我便让他们两人先给公社三级干部办了个“芽苗移栽”培训班，然后包片、包队、包组。我们三个人也从早到晚，泡在棉花地里，手把手地教给农民“芽苗移栽”，在干群共同努力下，全社闯过了“棉花全苗关”。尔后，他们两个又总结推广了王范村“冬季大漫棉花空地”、下马村巧施氨水、姚张村施用磷肥、刘村庄棉花高产等先进经验……终于夺得了“运城县百斤皮棉第一社”的荣誉，粮食也大幅度增产，把一个贫困社变成了全县“粮食囤”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曾有一年，全县就有五、六个公社有组织地通过我在王范借粮食。

友谊，是在工作中形成的，也是在“农业与农民”这个共同目标下聚集的，不含任何献媚，也没有谁讨好谁的问题，更没有谁巴结谁的意味，这种友谊是牢不可破的。后来，某个领导对我挟嫌报复，把我打成“邓小平爪牙”，后又转为“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”，隔离审查三年多，甚至过着“领着工资、交着党费、关在监狱”的隔审日子。在那种恶劣情况下，他们仍照样坚持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不说一句“过头话”、不写一件“假证明”，真乃朋友也！

三

王范公社信用社主任马光华，是个“当地财神”，工作上无可挑踢，同志关系又十分和谐，与我也情同手足，但他始终坚持原则，不“和稀泥”，也不“抹光墙”。

一次，我们两个去姚张庄和公村下乡，走到两村之间，他和我聊起了派性问题。聊的中间，他有意提到了两个支部书记。他说：“这两个支部书记，确实派性较大，应该及时纠正。但公社里面就没有吗？”

“公社里面也有？”

“有”，他给我讲了公社中的派性表现，讲得头头是道，有条不紊，而且多是原来和我持一个观点的同志

我大吃一惊，问他：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。你是一社之长，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派性。”

“我也有吗？”

“我不能说你有，也不能说你无。你应该对自己的标准要求得更高些，更严些。我建议你，好好检查一下对13个大队的支部书记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态度？”

“我不一视同仁吗？”

“有那么一点，你内心好好想想，你对那两个支部书记与其他十一个支部书记一样吗？”

我的脸“刷--”的一下红了，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。

我认真反思后，说：“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！”

“在你身上根本就不应该有那么一点。”

“不说了……咱回去纠正错误去。”

“对成绩敢赞，对问题敢揭。”这就是一个真正朋友的表现。人常说：“善人者，人亦善之”，对于朋友的优点，不能忌而不学；对朋友的缺点，不能视而不见；对朋友的忠告，不能听而不闻；对一些过激的言语，或者偏激的看法，只要是善意的，就不应该怒而反讥。

四

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人，肯定是朋友。

1976年，我因揭发A领导“虚报产量问题”，被打成“邓小平爪牙”，隔离审查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（接下页）[本文来源：由《星空写作网》整理首发 - http://www.xkxzw.com/webHtml/20130509060016.html 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