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,极喜欢过年,觉得兴味实足。
一进腊月,我家就会选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扫房。我喜欢跑跑巅巅地跟着搬东西,目的是发现一些珍宝。比如:久已失踪的玻璃球呀,满是灰尘的毛片呀,失落很久的骨头子儿呀……每次发现它们就如获至宝一样兴奋。
当村里传来猪凄厉的叫声时,我们就循声跑去。看杀猪是当时村里小孩子的一大乐趣。但每次我们找到了地方,猪血就快放完了,猪还在呻吟,但听了让人发抖的惨叫已经没有了。猪尿泡洗干净了,杀猪的人把它吹起来,有篮球那么大;系好,拴在一个长棍的顶端。这家的孩子就可以举着它玩了,他举着跑出去,很多孩子跟在他后面,仿佛那是一面胜利的旗帜。有一年我家杀猪,哥哥们终于也得到了这光荣的旗帜,到处去招摇炫耀。我跟屁虫似的跟在他们后面,希望他们举累的时候给我举一会儿。但他们轮番举,累了的时候就垂下来在脚上“啪啪”地踢。晚上回到家,还要举到高高的门上挂起来。过了两天那个球禁不住折磨,渐渐缩小了,不再光滑鲜亮。这时候他们才大方地给我,说:“你去玩吧。”虽然我不能踢得“啪啪”作响了,但还是拿在手里把玩,直到他完全干瘪了。
那时家里很穷,没有好吃的。奶奶的姐妹多,年前年后总有人来看她,提着一点点心。她们走了,奶奶就站在那两棵枣树底下,拉长了声音叫:“小——梅——头——”这声音有神奇的魔力,不论我在家还是在外面玩,它都能穿过重重障碍送到我的耳朵里。于是我立刻向奶奶的院子奔去,从来没让奶奶失望过。奶奶的好东西只舍得分给我一点,剩下的她要藏起来留着慢慢吃;但这计划从来没有成功过。每次奶奶这样喊过之后,哥哥就悄悄地问我:“奶奶的好东西藏在哪儿了?”于是虽然奶奶总是换地方藏,最后还是捶着炕大喊:“谁偷吃了我的东西,小兔崽子们!”小兔崽们太多了,她防不胜防呀!
三十晚上包饺子,我们都不能乱讲话。什么“还有吗?不够了吧……”都不能说。必须说吉利话。妈妈说:“咱们什么都有。面剩下有这衣服穿,馅剩下有钱花。咱们的面也多,馅也多……”现在每每想到这些话,不知为什么,眼眶里总是湿湿的。无论多么艰苦的条件,都不能抹杀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
三十晚上,哥哥姐姐们基本都整夜不归。初一把我叫醒吃饺子的时候,他们总是嘲笑我不守夜。吃完饺子,我们就全走了。各找各的一拨人。虽然我们是小孩子,也去拜年。我们猜测谁家年货多就去谁家,到了那又吃又喝又拿的,一上午下来,口袋里就能装满好吃的。路上的人很多,见了面都高兴地说:“过年好呀!”“好呀!”“五哥五嫂过年好,五叔五婶过年好!”这是一些人称呼我爸妈的。爸妈在家领受了这些祝福,就锁上门去给老人家拜年。到了中午,街上的人就少了,人们折腾了一夜又一上午,都回家睡觉去了。
从初二开始,我们就开始到各村去看会。早晨吃点东西就跟着哥哥姐姐走了。一去就是多半天,会在哪儿我们就在哪,无论是小车会,高跷会、耍大旗的,耍钢叉的……都被人围得水泄不通。我个子小什么也看不见,使劲往前钻又怕丢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坐在哥哥的肩膀上看的。他们耍一场就要换个地方,我们就跟着他们走。一天下来我们走了很多的路,居然不饿也不累。有时还会唱戏。锣鼓声传出很远,十里八乡的人都赶来看,《杨三姐告状》就是我挤在人海里,伸长了脖子看完的。
这样的不知过了多少天,就到元宵节了。妈妈用黏面包进红糖和炒熟的花生仁,元宵就做好了。过了元宵节,年才算过完,人们又开始了一年的劳作。
八岁那年,我们举家搬到了这里。过年的时候再也没有小伙伴叫我去拜年了,再也没看过杀过猪,年一下子失去了味道。爸妈更不适应,他们总是年前年后的跑回家去,一住就是个把月。村里人总是轮番请他们吃饭,多么真挚的感情呀,多么淳朴的民风啊!连绵不断的炮声响起,新年又到了。虽然我不像妈妈那样手巧,但我也会尽我所能让女儿感觉到过年的快乐。年,过得是幸福,过得是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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